「一念無明」之啟示－人有病？社會有病？

譚日新博士 (誠信綜合治療中心  臨床心理學家)

前陣子港產片「一念無明」在香港電影金像獎拿了不少獎項，影片寫實地描繪了一位香港躁鬱症男士 (余文樂演) 的處境，在看的過程中有幾幕筆者也頗有感觸，包括主角父親 (曾志偉演) 面對過去不知怎樣照顧妻子 (金燕玲演) 和未能負上家庭責任，他現在面對兒子病困的無奈，與及男主角令母親離世和女朋友要承擔他債務的內疚等。看完電影後亦覺得翳悶、沉重和有很多無奈，包括整個社會躁鬱的無奈、人在社會上要不斷向上爬的無奈、醫療制度僵化和「怕孭鑊」的無奈、生活空間狹小和擠迫的無奈、教會對饒恕過分粗疏教導的無奈、與及社會大眾對情緒精神病患者標籤和誤解的無奈等。

社會的「躁」「鬱」現象

導演在一個訪問 (黃進，2017) 中，解釋片名「一念」是指到佛偈中「一念生萬念」，說的不只是一個念頭，而是不斷堆疊的思想，而「無名」是指到人往往不夠智慧，不能看清楚什麼是最重要和看破事情的本相。導演希望透過電影說出躁鬱症不單單是指到一個人的病，而整個社會也可能是活在一種躁鬱的病徵當中。而整個社會躁 (即興奮) 的情形，包括人要不斷向上爬，去到一個無止境的狀態，包括「做唔掂就要跳樓」，在社會中要懂得「錢搵錢」和不要做一些「用手謀生」的工作等，筆者相信如果人不是有一點躁狂 (或說過度興奮)，也不會做這麼多不顧後果的過度投資或不斷要向上爬的傾向。另外，社會也有鬱悶的情緒，這令我聯想到幾年前雨傘運動及去年的魚蛋革命後，與及前陣子特首選舉帶給不少香港人的一點希望和及後之失望鬱結等。事實上，生態系統理論 (Ecological System Theory, Bronfenbrenner, 1994) 告訴我們，一個人的家庭、學校、公司、社區、教會，甚至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和歷史等因素，也是環環緊扣、相互影響的，小環境可以對大環境作出影響，大環境更加會影響小環境的狀況，還記得2003年沙士時期，整個社會也強調防菌的重要性，故一些已經常常洗手的人，更可能會去到一個地步像有潔癖 (強迫症) 人士一樣。

醫療系統的失衡

片中的醫療人員，大都是一些「怕孭鑊」冷漠的專業人士，見病人時往往也只是看電腦屏幕，不停問一些基本診症問題，更重要是很著重問病人有沒有「自殺」的高危情形，而護士的建議就是多吃朱古力可增加血清素。當然筆者認識的公營精神科醫護人員很多也不是這樣。至於臨床心理服務在公營機構則更加矜貴，大多是經精神科醫生轉介才可接受服務，因著人手短缺的關係，大部分病人的接見頻率也比較疏。如能力範圍許可的話，不少情緒病患者也選擇在非政府資助機構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私營的診所或輔導中心尋求幫助。事實上，不少研究和檢討報告也建議政府增撥資源在幫助情緒精神病患者身上(例如：香港精神健康議會，2012)，縮短輪候診症時間，特別是近年學童自殺個案在傳媒廣泛報道後，需要更加明顯。

居住環境與性格發展

導演在訪問中也指出，居住環境與性格發展有密切關係，特別是現在香港的樓價已去到不是一般人可承擔的能力範圍，不少人也要蝸居在劏房裡，形成心裡不少鬱結，逼到沒有私人空間，結果是受壓的弱勢 (即劏房鄰居) 遇到更弱的一方 (情緒病患者及家人)，就會變成欺壓人的一方 (即要求患情緒病的人離開他們)。這些居住環境的問題亦形成了近年兩個很極端的現象，一方面有能力的人士會幫兒女排長龍買房子，這便是為何有「成功靠父幹」的流行術語；另一方面，青年人對地產權貴、既得利益者和政府極度不滿，也有些拒絕玩這個「買樓遊戲」，寧願把供樓的金錢拿去旅行、見識世界或發展興趣，也不願意把未來20年薪金的一半用來月供200呎的單位，更有不少青年人在年滿18歲時便立刻入紙排隊抽公屋，當中不乏大學生。在這樣的情況當中，我們可以想像青年人日後的性格會如何被塑造。

對饒恕的教導

影片中提及男主角的女朋友，在教會聚會中被「鼓勵」去饒恕男主角，而男主角亦受到壓力在未有多大心理準備下要與女主角復和，結果令情況變得更壞，筆者認為這些對饒恕的教導有商榷的餘地。如讀者對饒恕這課題想有多些了解，可參看筆者上一期通訊的文章《饒恕，一個可能的選擇？》(譚日新，2017)。

對情緒精神病患者標籤和誤解

影片中男主角在社交場合和鄰舍間也受到很多歧視。事實上，我們從小到大聽過不知多少人用「痴線佬」、「癲佬」或「會斬人㗎」等去形容情緒和精神病患者，甚至在一些社區中建立中途宿舍，也受到不少人反對，因擔心會被傷害。其實，精神病患者除了要接受病患的困擾之外，也要不斷受到社會歧視帶來第二重的傷害，令他們更難重新投入社會生活和工作。可幸的是，近十多年來，不少明星和名人也願意公開承認患有情緒病和分享接受治療的經歷，令社會人士較明白和接納情緒病人士，減少標籤效應。

照顧長期情緒精神病患者的壓力

在電影中我們看到阿東不是母親最愛的兒子，因父親不懂得照顧患情緒病的母親而沒有負上照顧家庭的責任，長大後，阿東卻要負上照顧母親的責任，因而要承受照顧長期病患者的巨大壓力，把工作也辭去，雖然電影沒有詳細交待母親是怎樣死去，無論是阿東有心或錯手把母親弄死，他心裡的內疚是不容易面對的，雖然沒有法律上的責任，但不代表沒有良心上的責任，而我相信主角之所以病發是因為長期積累這些壓力以致不斷堆積負面思想的後果，他本身沒有很大的支援，相對他爸爸在掙扎後最後願意參與精神病家屬支援小組很不同，這亦是不少研究家屬如何照顧情緒精神病患者(例如：Chan, 2011) 的建議。

面對過去、始獲重生

導演在訪問中說到「我們要有勇氣面對黑暗，才是真正的積極」，這正正是我們這些從事心理輔導的人經常談及的。筆者不時也會聽到一些受導者說，原本不來輔導也「好地地」，但來了之後更不開心，因為在輔導的過程有可能要了解和面對我們和別人過去的黑暗面，這些真相會帶給我們痛苦，嚴重的甚至會出現一些抑鬱的情緒，有時我們情願忍受不面對真相帶給我們的痛苦，用不同方法只希望去除這些病徵就算了。對從事心理輔導的人，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一方面我們要學習用同理心去接納受導者的黑暗，另一方面我們亦不能不把真相說出來，因為有時受導者真的是活在一個自欺的情況當中，他們需要承認和面對自己和別人也有黑暗的一面，要透過好好整理和修通，才能被釋放出來，活出精彩人生。如讀者對這方面有興趣，可參看分析心理學大師榮格 (Carl Jung) 對陰影 (Shadow) 的討論 (例如：Christopher Perry的The Shadow)。

不能「外判」的責任

此外導演亦談到，阿東既是一個照顧有情緒病母親的兒子，及後自己也成為一位情緒病患者，之後由爸爸照顧他，在這些親密關係當中彼此不時會互相折磨，很想放棄，過程中也有不少猜忌和懷疑，而阿東父親也沒有學過做丈夫和父親，就擔當了這些角色，更遑論要做一個照顧有情緒病患者家屬的丈夫和父親了，他年輕時因為要努力工作「揾錢」而長期居留在大陸，逃避了面對妻子對他的否定和照顧她的病患，但當妻子死後到阿東得了情緒病之後，他今次選擇不再逃避，而是願意一步一步去學習照顧患病的兒子，他學習聽從醫生的指導，勸喻兒子要服藥，護士教他要給兒子吃朱古力，到後來他願意去看一些情緒病的單張和參加情緒病患者家屬支援小組，與及在鄰居要求他們搬走，都與阿東一起面對，這在在也顯示他不想把照顧兒子的責任「外判」給別人。雖然他表面上好像對情緒病患者一無所知到懂得一點點，但他實在已做了非常重要的舉動，就是與兒子同行和照顧他日常的起居飲食，幫助兒子面對病困帶來的起伏，面對日後人生的痛苦和挫折，這絕對是我們這些提供專業治療人士不能做的工作，假如情緒精神病患者的家屬也可以學習這父親的行為，相信不少患者的康復絕對可以更暢順一些。

總結

筆者在學習精神病理學時，談論到形成精神病不同的成因，例如生理遺傳因素，環境心理成長等因素，而當中有一些看法說精神病是社會建構 (Socially Constructed, e.g. McCann, 2016) 出來，較為極端的甚至說根本沒有「精神病」這種病，這是藥廠為了賺取病人金錢而編造出來的神話，當然筆者未能完全認同他們的看法，但精神病患是因着不少社會因素形成則很認同，因現今社會實在充斥著很多在政治經濟上奇形怪狀的情況，形成對人情緒和心裡不少的扭曲。筆者希望透過「一念無名」這類電影，能用一個較軟性的方法讓我們更明白情緒精神病患者的困苦和狀況，從而對他們有多一份體諒和接納，便能直接或間接減輕他們受病困折磨之痛苦。另一方面，亦希望整體社會能正視大環境當中的「情緒病」，各階層也能一同檢討及努力改善，建立一個心理更健康的城市。

參考資料：

Bronfenbrenner, U. (1994). Ecological models of human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Vol. 3, 2nd Ed. Oxford: Elsevier. Reprinted in: Gauvain, M. & Cole, M. (Eds), Reading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2nd Ed. (1993, pp.37-43). NY: Freeman. Retrieved from www.psy.cmu.edu/~siegler/35bronfebrenner94.pdf

Chan, S.W. (2011). Global perspective of burden of family caregivers for persons with schizophrenia. Archives of Psychiatric Nursing, 25, 339–349.

McCann, J. (2016). Is mental illness socially constructed?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and Social Science, 2, 1-11. Retrieved from http://insight.cumbria.ac.uk/2203/1/McCann_IsMentalIllness.pdf

Perry, C. The Shadow. The Society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Jungian 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Retrieved from http://www.thesap.org.uk/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5/08/shadow.pdf

香港精神健康議會。(2012)。《全民精神健康意見書》。檢索自 http://www.hkmhc.org/wp-content/uploads/2012/11/%E9%A6%99%E6%B8%AF%E7%B2%BE%E7%A5%9E%E5%81%A5%E5%BA%B7%E8%AD%B0%E6%9C%83%E6%84%8F%E8%A6%8B%E6%9B%B8%E8%8D%89%E7%A8%BF_20130405.pdf

譚日新。(2017)。《饒恕，一個可能的選擇？》。誠信綜合治療中心通訊2017年4月第24期。檢索自http://www.allianceholistic.com.hk/ni/0504-185115_ahcc24online.pdf

黃進。(2017)。《一念無明製作花絮(上)—瘋狂世界下的一種註解》。檢索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TbvruJD40U

原載於誠信綜合治療中心通訊，略經修改。

從「逃學威龍」到「五個小孩的校長」─淺談香港學生學習困難

譚日新博士 (誠信綜合治療中心  臨床心理學家)

「逃學威龍」是周星馳在1991年主演的電影，故事是講述他是一名二十八歲的警員，假扮中學生在學校偵破及瓦解了一個犯罪集團，當中描述他學習上的困難和不想上學的情況，過程中當然離不開周星馳電影的一些特色，例如緊張刺激、動作和搞笑等。但在現實中的「逃學威龍」則不是我們在電影中看到的模樣，是夾雜著學童、家長和學校的困難、眼淚和辛酸而形成的。

逃學概況

研究顯示，學童不想上學的數字近年有上升的趨勢。而這亦吻合筆者觀察到近年在這方面求助的個案增多。另外，研究亦指出不想上學的以中學生比小學生為多，當然這也不難理解。從發展心理學的角度看，小學生比中學生較願服從權威，因這發展階段的兒童的特性是較聽話，很想得到家長和學校老師的讚許。縱使有些小學生心裏不想上學，一般來說，他們的年紀還未膽敢真的曠課。但當他們去到中學階段時，就開始因著不同的原因而真的不上學了。因青少年期當中身體、情緒、思想及人際關係起了很大變化，故中學生不想上學的原因可以包括繁重的功課壓力、朋輩的問題和影響、家庭問題、感情問題、自我形象問題、性傾向發展的問題、校園欺凌、沉迷上網、吸毒、社交焦慮或情緒精神問題等。

例子：分析及出路

例如：一個學生自小性格比較怕事，不懂表達自己的需要。在家中父母不需要他提出，凡事已自動為他安排妥當；他只需在學習上達到一定的成績，家長已很滿意。小學階段沒有大問題，及至上中學後，因不懂與人相處而被同學欺凌。他不知怎樣面對，起初亦沒有向老師或父母提及，只是每天也說不想上學。在家開始不想完成功課，只想在房間上網打機和看電影，直至深夜不願睡覺。每天早上不願起床，要不是遲到，便索性不上學。父母每天早上起來也要和他爭持一番，上學還是不上學？

父母深覺兒子自上了中學開始不「聽話」，沉迷打機和無心向學，覺得他變壞了。學校方面，開始接觸家長要求注意其兒子曠課問題。學校社工跟他傾談及與班上其他學生瞭解事件始末，發現他已被班中一些同學欺凌了一段時間。

這是個常見個案的綜合例子，反映了一個學童不想上學的複雜成因和當中牽涉的人和事。如果要幫助不願上學的學童，家長可多與子女溝通，不宜妄下判斷，不能簡單以「不聽話」、「打機」和「無心向學」等去理解他，必須細心聆聽子女的心聲，或許會發現一些我們從沒想過的狀況，發現子女不易表達的苦衷，了解到有沒有上面提及的成因。假如家長在了解子女的過程中有困難，有需要時可尋找學校社工或心理專家的協助。待把問題徹底瞭解後，家長可看看是否需要與學校一起尋找合適的方案，這樣才能「對症下藥」，幫助子女解決逃學問題。

追求卓越可以去到幾盡？

在2015年9月份開學後一個月內已有三名學童自殺，據報章所說，是因為學業壓力「爆煲」而輕生，情況實在令人擔憂。當然每一個個案的自殺成因也可能很複雜，但似乎我們的社會是指向一種意識而令學童選擇輕生。事實上，近年在坊間我們經常會聽到「贏在起跑線」，以往在旺角有一個很大的廣告「Impossible is Nothing」，這些都是指向我們的社會要追求卓越，到底我們為了追求卓越可以去到幾盡呢？

眼看今天香港不少家長，在懷孕期已為孩子將來入讀的幼稚園準備，想法是這樣的：不能進一間好的幼稚園就不能進一間好的小學，不能進好的小學就不能進好的中學，不能進好的中學就不能進去好的大學，或甚至不能考上大學，那就不能找到一份高薪厚職的工作，這情況不單在中上層家庭會出現，在基層家庭也是這樣。

另一方面，我們在香港亦不難會聽聞一些父母，由幼稚園開始已把子女的時間表編得密密麻麻，每天除了上學，還要參加各式各樣的補習班和課外活動，再加上學校愈來愈多繁重的功課，以致學童每天也疲於奔命，享受不到作為兒童應該在這個階段無憂無慮生活的樂趣。

                                                                                                         

那麼，這是否就意味著我們不應勤奮努力，追求進步，甚至放棄學業、工作、拿綜援、只等待別人救援呢？當然不是，這是另一個極端。

因材施教、直向比較

當我們靜下來細問，我們的社會好像已經忘記了「因材施教」，這個古老但又簡單的道理，只盲目的一味與別的孩子「橫向比較」，看誰高分、誰多參與課外活動等，總之是十項全能最好。其實，每個人的優缺點就好像我們的外表，非常不同，上天做我們每一個也是很獨特的，不能也不容易比較。相反，我們與自己的「直向比較」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學童可與一年前的自己比較，數學、語文有進步嗎？待人接物有進步嗎？面對困難而不放棄的韌力提高了嗎?

靜思禱告

也許一個很出名的靜思禱告(Serenity Prayer)，可以給我們一些面對事情的智慧，中文的翻譯是「祈求上天賜予我平靜的心，接受不可改變的事；給我勇氣，改變可以改變的事；並賜予我分辨兩者的智慧。」套用在學生方面，意思就是我們必須深切瞭解學童有哪方面可以有改進的地方，另一方面，亦要瞭解學生有哪方面較弱，可能盡上很大的努力也未必能得到滿意的結果。但問題是很多時不是學童本身不能接受自己強弱的地方，而是家長不能，亦分辨不到，硬將一套可能不適合的標準放在自己兒女身上，換來的是令學童苦不堪言、甚至失去學習的興趣，而家長亦覺得自己的苦心白費了，覺得兒女不聽話、感到灰心沮喪，對兒女將來成才的願望也好像落空了。

兒時美好回憶

作為家長，既然我們那麼著緊兒女的學業，目的也不外乎是希望他們將來有一個美好的前景，心理學家告訴我們，童年時美好的回憶是兒童長大後將來面對逆境重要的支柱。故此，我們可想想為孩子帶來一個怎樣的童年經驗，以準備將來他們迎接更大更難的挑戰呢？不幸的是，有些成人前去尋找專業輔導的幫助，病徴上是因為一些抑鬱和焦慮困擾，但內裏核心的問題是因為非常不好的童年經驗導致，令他們長大後不能面對現今在工作或感情上的困難和壓力，甚至形成情緒病。

五個小孩的校長

我們作為家長或許會覺得，整個社會學習制度也是這樣，作為小市民的我們可以怎樣呢？也許2015年「五個小孩的校長」這套由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可以給我們一點啟迪。故事是講述一位在一所國際幼稚園工作的校長，因對現今教育制度感到意興闌珊，甘願以「全香港最低薪幼稚園校長」的$4500工資，成功挽救了一所原本面臨殺校，而只剩下五位學生的鄉村幼稚園的真實故事。當中的故事令我們不能不從新思考什麼是教育、什麼是學習、師生關係的重要性、學校的基本責任、現今的社會和教育制度又出了什麼問題等，很值得家長、學校和教育當局再一次對我們的學生和教育作出全面性思考。

原載於誠信綜合治療中心通訊，略作修改。

《焦點追擊》-了解兒時受性侵犯對日後成長之影響

譚日新博士 (誠信綜合治療中心   臨床心理學家)

電影《焦點追擊》（Spotlight)在今年奥斯卡電影頒獎禮得了最佳影片和原著劇本。故事講述波士頓一份地方報紙揭發當地天主教教會神職人員性侵犯兒童的案件，調查過程中需要訪問已長大成人，當年被侵犯的兒童、把真相說出來。雖然故事的著墨在於幾位主角記者調查案件的過程，而不是受性侵犯人士，但是也有朋友關注，到底一個人受到性侵犯會有什麼影響呢？讓我們先看看以下一個虛構例子。

虛構例子

何生和何太是一對三十多歲的夫婦，雙方皆為專業人士，他們前去尋求心理治療的原因，是他們已結婚兩年，但婚後從未成功進行過一次性交。何生的媽媽很想他們生小孩子，而他們也不抗拒作父母，雖然他們的性生活有困難，但不想進行人工受孕，覺得不太自然。

在細問之下，他們在性生活的困難起初是何太不大願意有親密的身體接觸，別說性交，就算是接吻或身體撫摸也不太想。在初婚時，他們曾嘗試有性生活，但何太每次一定要在晚上關燈才可進行，何生感到很苦惱，因他想欣賞妻子美麗的身軀，基於太太強烈的要求，他只好配合。另一方面，他亦發覺何太的身體有很大的異味，令他很抗拒。久而久之，因著太太的不情願和與他想像甜蜜的性生活有很大距離，他從新回到婚前用自慰去滿足自己的性需要。由於雙方也不再在性方面對對方有很強烈的訴求，在失敗了數次不成功後便索性停下來了。

在與何生何太再進深傾談時，雙方也談到年幼時被性侵犯的經驗。何太在12歲時曾被家中17歲之哥哥多次強迫她發生性行為，幸好她每次也拚死逃脫了。她從沒有向父母提及，因父母從早到晚也要工作，重男輕女，故她覺得父母不會相信她。自發生侵犯事件後，她很害怕與哥哥獨自留在家中。事實上，她放學後經常一個人在外面逛公司，她只喜歡看文具而不是服飾，也不喜歡與朋友在一起，因覺得他們也不會明白自己，而她亦開始中性打扮，穿闊袍大袖的衣服，留短髮，喜歡思考多於表達感受，刻意把自己的女性形象淡化，這與一般少女喜歡打扮的常態有很大出入。另一方面，她很想盡快離開家庭在外面生活，她知道必須要努力讀書，故除了看文具，她經常也會獨自在圖書館流連，看教科書或科幻小說。由於她非常努力，考入了大學讀會計，在一些很主動和有愛心的同學邀請下，返了大學基督徒團契，信了基督教並返教會，生活圈子漸漸擴闊，多了跟人交往。數年後在教會承擔了一些事奉崗位，關懷露宿者，在過程中認識了另一位義工何生。

何生在7-8歲時曾被15歲的女鄰居要求看其性器官及把玩，雖然起初他不大願意，但因每次她會給他糖吃，他以為只是玩遊戲，也覺得很開心，沒什麼不妥，故他沒有向別人提及，直至她搬家後便停止了這遊戲。而他在9-10歲左右發現哥哥的黃色雜誌及影碟，開始私下觀看，他自慰的習慣從這時開始。另外，他在高中時開始返教會，每次看色情影碟(和日後看色情網站)並自慰後，也覺得自己不對，行事為人好像與所信的信仰不相稱，但基於信仰，他沒有跟別人發生過性關係，心中一直憧憬婚後美滿的性生活，及至他婚後並非如他想像，他感到很沮喪，並懷疑自己一直為信仰持守貞潔的信念是否值得。另一方面，當他長大後，才認知小時候是被人性侵犯的事實。

何生何太在認識的過程中，互相都有透露自己兒時曾被性侵的不快的經歷，雙方都覺得對方很明白自己，能把藏在心中多年從未向人道出的鬱結傾吐出來，他們因着同情共感慢慢交往起來，拍施數年後結婚。

個案分析

雖然以上是一個虛構例子， 但當中也顯示了一些被性侵犯後常見的情況，分述如下。

1.    為當前問題求助

除非是在兒童或青少年期，被發現曾被性侵犯而立刻作出求助，否則，往往是在事件發生多年後，因著當事人目前的困擾才去求助。而當前困擾著當事人的問題，有可能是由於過去侵犯事件的後遺症，如何生何太，他們是基於生小孩的問題，再看到其性生活的困擾， 才去面對曾被性侵犯的經歷。

2.   羞於啟齒

不少人也覺得難於說出被性侵犯的經歷，甚至有些前去心理輔導的人士，雖然他們知道兒時發生過這些慘痛經歷，也不大願意在早期治療階段說出來，特別如果施虐者是家人，受害者內心往往也有很矛盾複雜的情緒，如何太的情況，雖然施虐的是哥哥，但父母的偏愛和疏忽，對整件事情也有一定的責任。故受害者往往需要在建立了一份非常安全的感覺之後才可慢慢說出來。當中有些人可能不能直接說出，要透過非語言方法表達出來，例如繪畫、沙盤或藝術治療等的方法表達出來。另外，亦有一些在進行了一段時間的心理輔導後，在當前問題已經解決之後，才慢慢記起兒時曾被侵犯的經歷，但過程中當提及過去事件時，往往也會有很大的情緒反應，如在電影《焦點追擊》中看到的一樣。

3.   成長的失落、抽離

被性侵犯後有這麼多後遺症其中的原因，是因為受害的兒童或青少年會經歷一些失落，包括童年回憶的失落、健康社交的失落、學習機會的失落和對自我身體控制感的失落等(Lew, 2004)。而有些受害人由於要保護自己，也會發展出一些對人和對事的生存技倆和「防身術」(coping strategies)，例如跟人相處保持距離，可包括身體或心理上的距離，有些甚至會去學習武術去保護自己。亦有些人會凡事猜想別人的動機，經常提防別人，看自己是否有機會被害等。可以想像，他們比較難與人建立健康合宜的關係。而在親密如夫婦的關係中，因把性侵犯和正常的性感覺混淆，為了逃避性侵犯感覺的重現，會盡可能避免與人發生性關係，甚至身體接觸，與何太的情況類近；有些人也願意行房，不過有點像「交差」，只是盡責任地完成吧了，難言享受。

4.   身體、情緒的後遺症

有些受害女孩在成長的過程中好像何太一樣，刻意淡化自己的女性形象，以減低外表對異性的吸引。當中亦有些會有暴食或厭食之情況，身體要不是過瘦或過胖，一方面以食物紓解情緒困擾，間接亦減低自己外表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亦令身體處於一個不大健康甚至危險的狀態。研究顯示，曾受性侵犯人士較易受到抑鬱、焦慮、廣泛焦慮症、飲食失調、創傷後遺症和有自殺思想等問題困擾(Chou, 2012)。

5.    過度「性」化

有些後遺症剛剛相反，受害者可能會因為被性侵犯時有性快感而感到自己也有責任，不完全是侵犯者的錯，也會覺得自己的身體很污穢，自覺是「籮底橙」，心想「反正自己也不是玉潔冰清的人了，男人都只是對自己的身體有興趣」，故衣著談吐也充滿性暗示，很隨便與人發生性關係，以換取別人的愛、關心或物質等回報，有些甚至索性成為緩交少女或妓女，以性換取金錢。而有些甚至與普通朋友也很容易發生性關係，因他們很容易把關係過度性慾化，視身體的親密等同情感上之親密。

6.   短暫多變的關係

有些受害者既非以上的抽離或濫交，而是只能與人建立一些短暫的關係，一但關係較為深入開始有意見分歧就會抽離，在有意與無意之間不願與人建立深入的關係，很快在完結了一段關係就進入另一段新關係。在別人看來，會覺得他們「五時花六時變」，朋友如走馬燈。

7.   施虐、被虐的角色

有些受害者會在關係中很容易與一位施虐者，進入一段被虐待的關係，這可包括身體、情感和性的虐待，在完結一段被虐待的關係後又進入另一段被虐待的關係，週而復始地一再認識一些施虐者。另一方面，亦有些受害者日後發展成為施虐者，更有些會在施虐和被虐兩者的角色中轉換，有時為施虐者，有時為被虐者。

8.   同病相憐的關係

有些受害者會與另一些受害人因著彼此有類似經歷而同病相憐起來，成為好朋友，起初時關係也不錯，亦覺得對方很明白自己，情況像何生何太一樣，但當關係再深入時，因著雙方各自不同的需要和對對方有過大的期望，彼此也在關係中感到失望、沮喪，有些甚至選擇不再交往。

9.   不覺被虐的心態

有些受害者完全不覺得曾被侵犯，反而覺得施虐者對他們很好，因施虐者往往在侵犯他們的時候會用一些方法討好他們，正如我們俗語所說「金魚佬」的比喻一樣，受害者會因著這些好處而不能分辨被虐的經驗，特別是如果這些被害者受害時年紀很輕，根本還未建立起正確的道德觀念，不能辨別對錯。受害者因著過早有性經驗，很早就對性發生興趣，這或許會令他們過早接觸色情資訊，甚至日後形成性沉溺的習慣，經常活在幻想的性愛當中，不能享受正常的夫婦性生活，情形有點像何生一樣。

心理治療的過程

在心理治療的過程當中，先要處理當事人當前的問題，如何生何太的例子是生小孩的問題，亦有些人是要解決人際相處、親密關係、性愛、工作、性格或情緒困擾等的問題，也有些受害人可能需要藥物治療的配合，以減輕情緒、焦慮、精神或失眠等困擾。在過程中，不同心理學家也可能有不同進路去幫助受助者，在評估合適後，有些心理學家可能會讓受導者談及過去創傷事件，目的是幫助他們整理創傷事件中相關的感受、想法、身體反應或價值觀等。例如，有些當事人在談及被侵犯的事件時，其想法或感受會停留在兒時被侵犯時一樣，好像變得像小孩子般去理解整件事情，與平日他們面對其他事情的成熟態度很不一樣。他們需要透過心理治療去整理整個創傷事件，以致日後可以用一個平常心去回望事情。

結論

研究顯示被性侵犯孩童發生的機會為100個當中有6至8個，平均被侵犯時的年齡為11歲(Chou, 2012; Tang, 2002)，故被性侵犯的後遺症絕對不容忽視。以上只是基於這個案列舉了一些常見情況。事實上，有些專家會把性侵犯的後遺症歸納在下列七個範圍內：(1)不良的情緒反應、(2)出現創傷後遺症的徵狀、(3)扭曲的自我評價、(4)對身體/病患的影響、(5) 對性愛的影響、(6)對人際關係的影響和(7)社交功能的障礙(Courtois, 1993)。鍳於片幅，本文不能把所有情況仔細盡錄。作為心理學家，我深願透過《焦點追擊》這類電影，能唤起我們對性侵犯事件的關注，希望透過包括學校、家長和教會等志願團體通力合作，以減低這些個案的發生，正所謂「預防勝於治療」，這對減少性侵犯帶來的惡果，絕對是最好的良方 。

參考資料

Chou, K.L. (2012).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evidence from the 2007 adult psychiatric morbidity survey.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73, 1365-1371. doi: 10.4088/JCP.12m07946.

Courtois, C.A. (1993). Adult survivors of sexual abuse. Primary Care, 20, 433-446.

Lew, M. (2004). Victims No Longer (Second Edition): The Classic Guide for Men Recovering from Sexual Child Abus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Tang, S.K. (2002). Childhood experience of sexual abuse among Hong K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Child Abuse & Neglect, 26, 23-37. doi: 10.1016/S0145-
         2134(01)00306-4.

原載於誠信綜合治療中心通訊，略作修改。